翼启云服:科技金融与金融科技之辩中国消费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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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古拉斯·卡尔多(Nicolas Kaldor,1961)用6个“程式化事实”(stylized facts,亦作“卡尔多事实”“典型化事实”)总结了20世纪世界各国的经济增长现象,并试图将技术进步内生至增长模型中,以说明跨国增长率的差异主要源自技术进步的差异,且人均GDP增速的差异与科技水平的差距显著敏感。

为了有效诠释“卡尔多事实”关于经济增长的国别差异和长期增长现象,消解规模收益递减规律的负面效应,以最小成本跨越“增长的陷阱”,熊彼特、索罗、佩蕾丝、库兹涅兹和希克斯等学者将宏观经济学关于增长理论的研究重点从资本和劳动转向创新、研发、全要素生产率(TFP)乃至制度和意识形态,并不断丰富形成了主流共识的理论解释。其中,普遍认同长期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源自创新引致的外部性,金融科技的交互协同是决定这种长期增长的重要因素和关键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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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互的基础:金融创新与科技创新的双向因果关系

鉴于增长源于创新的结论性共识,近十年来,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宏观经济学的研究者开始全面评价并愈加重视金融创新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如何把握并塑造良好的金融创新与科技创新的耦合机制,已经成为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共同面对的促进长期增长、抑制负面效应的热点问题。

认识创新:企业家精神、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

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1912)将创新解释为“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依靠企业家精神,将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包括产品创新、工艺创新、市场创新、资源配置创新及组织创新五种情况。在创新的基础上,资本是企业家为了实现新组合,“把各项生产要素和资源引向新用途”的一种“杠杆”和“控制手段”。在这里,创新是一个“内在的因素”,经济发展是“来自内部自身创造性的关于经济生活的一种变动”。在接续性的研究中,在哈罗德—多马模型的基础上,索罗(Solow,1969)进一步解释了资本和经济增长的关系,通过基本方程建立了资本、产量和储蓄(投资)之间相互依存的关联体系,并据此推定了“技术进步会增加总产出”的结论。

基于创新的互动:技术扩散过程中的金融协同

在熊彼特的“双轮驱动”模型中,金融与科技呈现出交互的双向因果关系。而后来的金融发展理论只是重点解释了金融与增长的相关性,没有深入研究两者的因果联系,同时忽视了两者的互动关系。佩蕾丝(Carlota Perez,2002)则系统地发展了熊彼特关于技术创新与金融创新的互动理论,对技术扩散过程中的金融创新进行了体系化的深入研究。佩蕾丝将技术扩散过程分解为导入期和展开期,分别对应新技术的爆发、狂热和协同、成熟四个阶段。在这个过程中,技术革命和经济体系之间的结构性关系被破坏,而金融创新则迎合了技术创新的资本需求,助推甚至主导了技术扩散过程。当新产业规模扩张到一定阶段后,权力就会从工业资本家向金融资本家让渡。她认为,革命性突破和反复试错的突出特征,是在风险资本工具创造中体现出的创新态度,而且,技术扩散的持续动力和后续的政府推动都是革命性产业发展的关键力量。

这种“技术—经济范式”强调金融与技术、社会制度的多重交互关系,在宏观层面,技术革命与金融危机之间存在因果机制,这些机制源于:第一,成批出现的技术变革催生技术革命,使得全社会生产结构得以现代化;第二,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在职能上是分离的,二者通过不同手段谋求利润;第三,相对于在竞争压力下比较有活力的技术经济领域,社会制度框架更有惰性,可能成为变革阻力。这些动因及其导致的机制性效应,意味着金融与科技的耦合具有无限复杂性和不可预期,创新的结果并不绝对是正面的。为此,佩蕾丝建立了一个动态非均衡模型,用以表述和揭示从技术创新扩散的微观基础到科技与金融互动的宏观现象。通过近两百年的五次技术革命中重复出现的技术扩散和金融危机,以及大量技术变迁与金融创新协同的事例,发现每一次技术革命的发展和传播均倾向于刺激金融领域的创新,同时也得益于金融创新产生的动力,技术革命中要求最苛刻的先行领域恰恰也正是金融行业。

创新效应的“迭代”:对国别差异和增长动力的深层理解

作为经济增长理论的另一建树,库兹涅兹(Kuznets,1971)认为,国家经济增长是“向它的人民供应品种日益增加的经济商品的能力在长期上升,这种能力的增长是基于技术改进,以及制度和意识形态的调整”。这个定义的经典意义在于指明了经济增长的结果和动力,同时增加了比“卡尔多事实”更为丰富和更加重要的变量。在此基础上,他总结了现代经济增长的六大特征,即“库兹涅兹事实”。其中,特别指出,发达国家借助强大的技术力量,尤其是运输与通讯的革命,将世界建构成为一个史无前例的“统一的世界”。在这个统一的世界里,国家之间的不平等程度与日俱增。希克斯(Hicks,1950)的“工业主义”认为,“库兹涅兹事实”的主要贡献正是在揭示这种国别差异的同时,提出了“作为技术进步之基础的现代科学的出现”并成为经济增长的推动力量。有意识地向技术创新投入大量资源,使得科学演变为经济生产技术并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确实发生在近代工业化之后。此前,直至20世纪30年代,技术创新的重要意义都没有被重视,即便有所提及,也是次要的和从属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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